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一场持续两年多的世纪审判拉开帷幕，最终将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
80年后的今天，6册尘封已久的日记，从大洋彼岸辗转回到北京，又归于南京。
日记的作者是东京审判美国检察官萨顿。在中文互联网上，这个名字略显陌生，但泛黄纸页上“字字泣血”的记录不应沉默：既有南京大屠杀调查的铁证细节，也有一位外国检察官追索细菌战证据未竟的遗憾。
去年11月，90后收藏家邹德怀以十万美元的代价，从海外拍得这批档案。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他将正式把档案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十年收藏生涯，这是邹德怀花费最多的一组藏品，也是他的第一次捐赠。他希望，让这份历史的铁证被更多人看见。
萨顿的法庭出入证等个人遗物。
10万美元拍回最贵藏品
决定拍回萨顿档案时，邹德怀根本没想到，这将是他花费最多的一组藏品。
邹德怀淘到的日军士兵私人信件，不经意间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新证据。
那是2025年11月的一个凌晨，3点刚过，闹铃响起。窗外的北京城还在沉睡，邹德怀从床上爬起来，强忍困意，打开电脑。他一边刷新着竞拍页面，一边点开微信，与远在美国的朋友接通了语音电话。
北京时间3点半，大洋彼岸的拍卖行里，“东京审判美国检察官萨顿档案”即将上拍。为了方便，邹德怀委托当地朋友帮忙出价。
这批拍品共13件，他提前做了功课，按经验给每件拍品估了价、排了序。他心里大致有个预算：10多万元人民币，应该可以搞定。
6本日记记录了萨顿在南京调查屠杀现场的全过程。
不料，第一件拍品——萨顿的6册日记登场后仅仅几分钟，价格便开始飙升。“2万美元。”电话那头，朋友的声音传过来时，邹德怀瞬间清醒。按照当时的汇率，仅这一件，就超过了他为整批档案准备的预算。但他咬咬牙，没有让朋友停手。
“一定要买下来。”事后邹德怀向记者解释这个决定时，语气依然坚定，只是笑着说，没想到会这么贵。这家拍卖行不算大，但在军迷圈相当有名。“我在里面买过不少飞虎队的东西，所以时不时就会去逛一逛，看到萨顿档案时，距离开拍只剩三天了。”
萨顿的护照照片。
萨顿是谁？邹德怀坦言，拍卖之前，“或许在某些图书资料中与他相遇过，但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批档案最先吸引他的，是“东京审判”这个关键词。点开文档后，又看到了“南京大屠杀”。
直到对萨顿进行深入的“背调”，他才逐渐意识到，这位美国助理检察官对于起诉日本战犯那段历史，“原来起了那么重要的作用。”
大卫·纳尔逊·萨顿是一名美国律师，原本与中国毫无关系。东京审判，让他的命运在中国拐了一个弯。
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采用英美法系的审判，极端依赖证据与证人。尽管被告席上的甲级战犯罪行罄竹难书，但在最终宣判前，这些战犯都不能被认为有罪。换句话说，只要证据链有丝毫疏漏，他们就有脱罪的可能。
萨顿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与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及其助手裘劭恒等人并肩，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搜集相关证据。
为此，1946年，他两度来华，足迹遍布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走访了官员、传教士、医护人员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搜集了大批一手证词、统计资料和照片档案，并撰写了来自中国的系列报告。
此次竞拍的档案，正是萨顿在1946年执行任务时留下的一手史料与私人遗物。这样的东西，决不能旁落。
竞拍还在继续，价格仍在攀升。北京凌晨的夜色中，邹德怀不断在预算底线和现实报价之间挣扎。最终，13件拍品，他咬牙拍下了9件。落槌价总计超过6万美元，加上佣金，折合人民币将近50万元。
按照拍卖行的规定，接下来一到两周内必须付清全款。近50万元不是一笔小数目，邹德怀手头只有30万元——这还包括父母的赞助。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向朋友们开口。
他问了将近20个人，朋友们的热情和信任出乎意料。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副会长、自称“没什么钱”的记者朋友纷纷慷慨解囊。一个做投资的老友转来钱，明确表示“不用还”，这样的事情必须帮忙。
邹德怀知道这些钱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为了表达谢意，他特意设计了几张精致的限量版“借据”，算是给朋友的一个纪念品。
万万没想到，钱好不容易凑齐，汇款过去，拍卖行却只收到了一部分。细问之下，真相让他啼笑皆非——他遇到了电信诈骗。黑客侵入了拍卖行的邮箱，之前邹德怀收到的付款账户信息半真半假。
邹德怀和拍卖行报了警，美国警方的答案是无可奈何。一筹莫展之际，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家朋友张菡听说了原委。一听是为了买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历史档案而被骗，二话不说，当即赞助了20万元人民币。
这笔钱，恰好弥补了遭遇电诈的损失。加上此前款项，这批档案一共花费了10万美元，合计人民币约70万元。
算完这笔账，邹德怀叹了一口气，这是他至今开销最大的一组收藏，堪称“最贵藏品”。但比起价格，他更愿意分享竞拍背后朋友们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一场民间的接力，我一个人做不到。”
90后小伙填补历史空白
邹德怀（右一）在南京的捐赠现场。
1990年出生的邹德怀，从小就是个历史迷。大学读的是视觉传达专业，但从一张张老照片里打捞历史，一直是他最上心的事儿。起初，他喜欢收藏老家青岛的老照片。后来，一本偶然买到的相册，将他拽进了抗战史这个领域。
那是2015年，一位在日本留学的朋友来电，说在神户旧书店翻到了一本相册，上面印着“关东军化学部”和“526部队”的字样。邹德怀听了心里一紧：从未听说过，这是一支什么部队？他立刻请朋友帮忙买下，寄回国内。
拿到相册他才明白，526部队，是一支与731齐名、专事毒气战的神秘部队。日军投降前，它几乎销毁了所有罪证，直到1998年才被首次披露。日本学界一度有人质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过，而眼前这本私人相册，就是这支“幽灵部队”曾存在的最好证据。
当时，邹德怀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历史频道当主编。他把相册发布在平台上，点击量很快破亿。不久，BBC的记者找上门对他进行专访。201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70周年那天，BBC循环播放了这则报道。这是第一次，邹德怀感受到了“收藏历史影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
邹德怀的祖父曾在山东参加八路军抗战。或许是血脉里的某种召唤，从此，他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那段烽火岁月。如今，他收藏的历史影像已有10万多张，其中大约8万张拍摄于抗战十四年间。
他买过一本日军军官的私人相册，在里面发现了一张照片：夜袭阳明堡战役后，牺牲的八路军官兵的遗体静卧战场。这场敌后战场“步兵打飞机”的传奇战役，被写进了历史教科书，但实物影像一直缺失。这张照片，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张记录那次战斗的历史影像。
还有一封他在日本福岛县淘到的信件，不经意间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新证据。“我们将一万五千名俘虏全部枪杀了，真是精彩啊……”一个名叫安藤久男的日军士兵，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在“全部枪杀”几个字下面，他还特意画了横线，标注“此为机密，不可泄露”。这封信写于1937年12月28日，正值南京大屠杀最惨无人道的时日。
一个90后小伙，就这样填补了不少历史空白。看似偶然，但了解邹德怀的人都觉得，一切顺理成章。因为他的收藏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研究，至今未出售过任何一件藏品。他有时调侃：“可能我是为数不多希望藏品‘贬值’的藏家，因为那样我就能买到更多照片来研究了。”
邹德怀的收藏从一开始就是为了研究。4月23日，文津图书揭晓，他著成的《山河在》赫然在列。
去年，他从海量收藏中精选出150张照片，附以详实的文字考证，著成了《山河在：一部鲜活的抗战史（1931—1945）》。书中既有正面战场，也有敌后战场，有难民、有工人、有华侨，还有伪满和汪伪的丑态。这本“通俗易懂的抗战史”面世半年，已经加印，豆瓣评分高达9.5分。前几天，一年一度的文津图书揭晓，《山河在》赫然在列。
邹德怀告诉记者，这些事情做得越多，他就越觉得自己肩上有一份责任。2020年，年仅30岁的他，受聘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而今，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又添上了辗转回国的萨顿日记及相关档案。
勤勉的“小人物”萨顿
北京东三环，一间不起眼的“一人工作室”里，邹德怀向记者展示了这批最新藏品。
初进工作室，几乎无处下脚。数不清的书籍、资料和藏品，把小小工作室塞得满满当当。靠墙的书柜早已不堪重负，中间的大桌上资料堆成小山。然而，当问及萨顿档案，邹德怀立刻从桌上那堆“小山”中准确地翻找出来。显然，他的工作室乱中有序。
6本巴掌大的工作日记，是拍卖前被邹德怀列为“一号目标”的拍品。他一向偏爱这种个人视角的记录，“这些日记，记录了萨顿在南京调查屠杀现场的全过程。”他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一本，泛黄的纸页上，萨顿的笔迹密密麻麻，字里行间透着一个律师的严谨——每一条记录几乎都标注了日期、地点与见证人。
除了这6本日记，一同回国的还有6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军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等。此外，还有萨顿的法庭出入证、护照照片以及中国官员为其签发的通行证等。
然而，这样一位留下了详尽记录的关键人物，在中文互联网上，信息却寥寥无几。“他并非东京审判中声名显赫的大法官或首席检察官，也不是中国人。”在邹德怀看来，“某种程度上，萨顿算是那段宏大叙事中一个近乎被遗忘的‘小人物’。”
1946年1月，时年51岁的美国律师萨顿接到调令时，本以为只需在海外工作四到六个月。没想到，马拉松式的东京审判持续了两年多。其间，各国检察官、法官来来去去，而这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检察官却坚持到了最后，直到1948年下半年才返回家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杨夏鸣，或许是国内最熟悉萨顿的学者之一。
31年前，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为撰写《南京大屠杀》，来到南京实地采访。机缘巧合，彼时还在高校工作的杨夏鸣担任了她的翻译。
当时，张纯如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因曾受重伤而生活窘迫，一次采访结束的路上，她郑重地对杨夏鸣说，等这本书写完，她要去学法律，将来代表这些受害者向日本索赔。
那一刹那，杨夏鸣内心深处涌起一种感动和羞愧。“作为一名南京人，对发生在自己城市的历史事件不甚了解，对其幸存者的疾苦不闻不问，的确是一种耻辱。”此后10多年，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资料翻译和研究上，“正是源于那一瞬间的感动。”
20年前，为了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东京审判》，杨夏鸣频繁穿梭于海外各大档案馆、图书馆。从那时起，萨顿的名字就不断进入他的视野。
他告诉记者，萨顿是一位勤勉细致的律师，因此留下了大量系统、详实的资料。萨顿去世后，家人把这些资料先后捐给他的两所母校——本科就读的里士满大学和研究生就读的弗吉尼亚大学。另外，还有一些资料保存在家乡弗吉尼亚历史学会。
因此，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萨顿档案拍卖的消息时，杨夏鸣有点怀疑：不会又是炒作吧？
他的警惕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打着爱国旗号、捐赠“日军罪证”的自媒体此起彼伏，将南京大屠杀作为流量密码，甚至成了某种“起号捷径”。
杨夏鸣向记者讲述了一次离谱的经历：曾有一个外国人，自称其祖父是“亚美尼亚王子”，1937年在南京目击了大屠杀。杨夏鸣当即生疑：1937年亚美尼亚已经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哪来的王子？对方又改口说，祖父当时在一家烟草公司工作。杨夏鸣将1937年12月13日所有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名单转发给他。此后，这个外国人销声匿迹。
那么，这批突然现身的萨顿档案，是真是假？
今年2月2日，一个寒冷的冬日，在邹德怀那间拥挤的工作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与杨夏鸣一行，见到了萨顿档案的真容。只一眼，杨夏鸣就断定：是真的，“跟我过去研究中看到的史料，完全对得上。”
最令他惊喜的，是“莫罗报告”。莫罗是萨顿当时的上级，1946年3月12日至4月12日，他与萨顿、向哲濬、裘劭恒，共同进行调查取证。
杨夏鸣介绍了一行人的分工：“向哲濬负责协调、联络；莫罗负责调查卢沟桥事件的背景、日本策划对华战争、战争中使用毒气；萨顿负责调查日本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细菌战、中德关系、对华销售毒品；莫罗和萨顿共同负责对平民暴行和反人类罪；裘劭恒负责翻译，协助其他二人的调查。”
这次调查后，莫罗向首席检察官基南提交报告，详细汇报了中国之行。“之前就知道这份报告的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目录中可以查到，但我去找了四五次，都没调出原始档案。”杨夏鸣无奈地说，这种情况在档案查询中经常遇到。后来，他好不容易在其他学者编著的史料集中看到，也只是缩微胶卷的影印件，有些字迹极难辨认。未曾料到，多年来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莫罗报告”，此刻竟清晰地摆在眼前。
北京之行匆匆，杨夏鸣尚未来得及细读“莫罗报告”的全文。但邹德怀透露的片段已足够令人期待：“报告有两份，分别是完整本和节选本，其中详细描述了萨顿等人如何在长江驳船与帆船上，找到了被藏匿于麻袋中的关键文件。”
6本萨顿日记都是手写，辨识不易。邹德怀很庆幸，现在有了AI技术，更庆幸有两位“AI大神”朋友朱朝晖和冯翔的鼎力相助，“过去好几个月才能搞完的笔迹辨认，现在已经初步完成。”随着日记和档案的梳理，“小人物”萨顿的中国之行逐渐清晰。
“紧急外援”寻找证人
这份报告收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词。
萨顿撰写的关于日军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报告。
萨顿提交的关于日军反人类罪行的报告。
1946年夏天，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威尔逊医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梁廷芳、美籍教授贝茨、牧师约翰·马吉等中外证人，相继出庭作证。他们的证词如同一枚枚重磅炸弹，最终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送上了绞刑架。
这些关键证人从何而来？除了向哲濬、裘劭恒等中国检察官，来自国际检察局的“紧急外援”——萨顿和莫罗同样功不可没。
最初，中国检察官团队仅有向哲濬、裘劭恒两人。1946年2月7日，两人飞到东京才知道，法庭采用英美法系，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力、会不会被对方驳倒，是判定战犯是否有罪的唯一标准。
后来加入团队、担任中国检察官办事处翻译和秘书的高文彬，晚年回忆了那时的心境：“东京审判采用对质制，让我们一下子目瞪口呆。以一般中国人的理解，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举世皆知，还需要什么证据？”他说，当时中国方面对审判的唯一准备，是向法庭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战犯名单。
然而一纸名单远远不够。庭审最初阶段，中国陷入了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的秦德纯到庭作证时，痛陈日本“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结果被辩方律师斥为空无实据，差点被轰下证人席。事后，秦德纯气愤地说：“这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是战犯审判我们。”
窘迫的局面下，向哲濬紧急回国寻找更多精兵强将，国际检察局则指派萨顿和莫罗赴华，成为中方团队的“紧急外援”。
1946年3月12日，莫罗与萨顿抵达上海，与向哲濬、裘劭恒会合。一行人组成调查团，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取证之旅。
萨顿随身携带一张超大幅中国地图，上面用铅笔标出了四个目的地：上海、北平、重庆和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人生地不熟，但他很快找到了突破口——英国记者田伯烈的著作《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在严谨的律师看来，田伯烈本人并非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其著作只是通俗文学，不能直接作为法庭证据。不过，那本书里收录的日记与信件，却指向了一群关键人物：那些1937年留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医生和教授。
这些人亲历暴行，能说英语，在法庭上无需翻译，其第三方身份更使证词不易被辩方质疑。时间紧迫，这无疑是最有效的取证路径。
在田伯烈的帮助下，萨顿在潜在证人名单上，写下了一串后来被中国人熟知的名字：贝茨、马吉、费吴生、拉贝、魏特琳、威尔逊……
并非所有人都能到场。多方寻觅后，萨顿发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见证了一切，可惜1938年被他的雇主西门子公司召回了德国。魏特琳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变成了妇孺庇护所，但南京暴行带来的精神创伤，导致她回国后不久就自杀了。
不过，其他人的讲述已足够触目惊心。鼓楼医院的美籍外科医生威尔逊描述,一名8岁男孩腹部有一道深深的穿透性伤口，贯穿了胃部……一名男子右肩有一处明显的枪伤被送入医院……他是被押往长江岸边的一大批人中唯一的幸存者，当时他们被逐个枪杀。尸体被推入江中，因此无法确认确切死亡人数……
金陵大学的贝茨博士作证:“我看到一系列无故射杀平民的事件，”“我五次在不同的场合遇见日本兵，正在强奸妇女,并把她们拖走……”“个人非常保守的估计,仅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就有8000起强奸案……”贝茨还看到过一些照片，照片上中国妇女被剥光衣服，阴道被插入棍子，极尽羞辱。他很肯定地证明，就在金陵大学，日本士兵强奸了一名9岁的女孩和一位76岁的老奶奶。
约翰·马吉牧师用摄影机记录了暴行的唯一动态影像，并写下大量日记。1938年他已回到美国，但萨顿最终设法，将他请上了东京法庭的证人席。
外国证人提供了第三方铁证，但要坐实日军的暴行，离不开受害者的亲口陈述。这正是中国检察官的主场。
裘劭恒晚年回忆：当时他们要求南京首都地方高等法院出告示，发动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属前来登记。布告贴出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一时间法院挤满了愤怒的人群，哭骂声不绝于耳。裘劭恒通宵达旦翻阅了上万份登记材料。
4月5日至9日，在南京大都会饭店312房间，萨顿一行对源源不断的幸存者进行了访谈。裘劭恒担任翻译，美国陆军提供了打字员和速记员，南京政府派来一名双语官员协助。多方见证下，每份证词的获取都遵循最严格的程序：先用英文录入并复写一份，再由裘劭恒用中文朗读给证人听，证人确认无误后签字或摁指印，最后莫罗或萨顿作为见证人签名。“由此可见，获得这些证词的必要程序一丝不苟。”杨夏鸣说。
这样的流程，短短几天内重复了至少数百次。取证工作的强度之高，从当时《大美晚报》和《大陆报》的报道可见一斑：在南京的一个星期里，他们“有时一天面谈120名目击者”，经常“与证人面谈直到凌晨3点”，最终他们将“带着数百份文件返回东京”。
不仅如此，萨顿一行还审问了参与进攻南京的所有日军高级军官，询问了1937年12月13日后驻南京或是去过南京的日本外交官和作家，翻译了德国的有关外交文件，几经周折调取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档案原件。
杨夏鸣高度评价调查组的中国之行，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重要的证据证人基本纳入视野”，不仅为审判提供了完整证据链，也奠定了今天“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基本史料和主要框架”。
调查细菌战的遗憾
南京大屠杀无疑是调查的重中之重，但这远非萨顿中国之行的全部。
杨夏鸣研究发现，莫罗与萨顿一行共收集了650份与日军侵华战争罪行有关的证人证言，南京暴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而在所有调查中，细菌战最让萨顿感到无力。这些罪行太过隐蔽，且日军投降前有计划地销毁了几乎全部证据，他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
1946年3月28日，萨顿在重庆拜访了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博士。金宝善写过一份官方报告，该报告记载，1940年至1941年，日本飞机先后袭击了浙江宁波、衢州、金华以及湖南常德，投下了大量小麦、大米和不明颗粒。除了金华，其余三地不久都暴发了鼠疫，而这些地方此前从未有过鼠疫。
金宝善认定日军是罪魁祸首，但在英美法系中，报告只能算间接证据。为获取更直接的证据，金宝善向萨顿推荐了两个人：陈文贵与伯力士。
陈文贵是微生物专家。常德鼠疫暴发后，他曾对死者进行尸检，写下一万多字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堪称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最早见证人与控诉人。萨顿在重庆与他会面详谈，取得了一份严谨的宣誓证词。
伯力士原是奥地利军医，1921年来华协助伍连德进行鼠疫研究，此后投身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长达27年。常德鼠疫发生时，他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专家。得知伯力士正在南京开会，4月4日又将赴东北调查瘟疫，萨顿果断提前结束重庆行程。
4月2日上午，他飞抵南京，下午2点，便坐在了伯力士面前。操着奥地利口音英语的伯力士，不仅从科学层面解答了萨顿的疑问，还推荐了一位关键目击者——美国护士巴天民夫人。
这位在常德长老会医院工作的护士，亲眼看到日军飞机投放“谷物”，并留下了目击证词：
常德的街道上和屋顶上的一些未剥壳的谷物和小麦，是11月4日清晨一架敌机来过后不久被发现的，它们都是从那架飞机上投放下来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说，那天早上我密切注视着这架飞机的飞行。从外观上看，它有点像一架水上飞机，并且在这座城市上空低空飞行——比我在这里见过的20多起轰炸中的任何一架飞机飞得都要低。
巴天民夫人在常德住了30年，她在证词结尾说：“如果事情是真的……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敌军正在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同时进行一场残酷的、不人道的战争……”
这些证词让萨顿看到了希望，但仅有文字远远不够，他必须找到目击者本人，请她出庭作证，或者至少对证词完成宣誓签名。然而，巴天民夫人早已离开中国，萨顿四处打听，只得到了一个模糊的美国地址。
差一点，他就能用严密的证据链揭露真相。但最终，他没有找到这位关键证人。4月23日，萨顿向基南汇报时，遗憾地写道，“我认为指控细菌战证据不足。”
但翻阅萨顿日记，邹德怀发现，萨顿“从未真正放弃”。他告诉记者，日记中屡次提到细菌战，“他两次到中国，一直都在努力寻找证据。”1946年11月，因年近八旬的母亲病倒，萨顿获准休假60天。直到离开东京的前几天，他仍在与同事讨论细菌战，“想把这个事情向世界公布”。
当时的萨顿应该不知道，就在他为细菌战证据奔波的同时，一场更大的幕后博弈正在东京上演。
美国情报部门早已盯上日本的细菌战研究。1945年9月起，美军多次派专家赴日调查，与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等人秘密接触。石井四郎很清楚手中数据的价值，他开出条件：交出全部资料，换取免于起诉。
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秘密文件中明确提出：“731部队细菌战的情报价值远远超过追究石井等人的战犯行为所产生的价值，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极为重要。”出于安全保障的考虑，可以告诉他们“不追究石井以及有关人员的战争犯罪责任。”
这一指令，彻底封死了细菌战罪行在东京审判中被追责的可能。而在那之前，1946年8月29日，萨顿曾用一种看似突兀的方式，让细菌战在法庭上留下了唯一一道痕迹。
那天，萨顿出庭宣读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摘录。众目睽睽之下，他突然念了这样一段话：“敌多摩部队将我被俘虏之人民，引至医学实验室，将各种有毒细菌注射于其体内，观其变化。该部为最秘密之机构，其因此而死亡之确数，无由探悉。”
多摩部队，即由石井四郎筹建的“荣”字第1644部队，本部设在南京。与731一样，是一支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部队。
萨顿话音刚落，法庭一片哗然，不得不休庭片刻。重新开庭后，“细菌战”与“人体试验”再也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中。
那天坐在旁听席上的合众社记者阿诺德·布拉克曼，记下了当时的场景。庭长韦伯问萨顿：“关于你所说的对毒血清反应的实验室测试，你是否准备向我们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萨顿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们此时没有打算就这个问题提出新的证据。”
无人知晓萨顿那一刻的心境。这位亲自调查细菌战近半年的检察官，清楚手中的证据还不够完美，但他仍选择把这段话念出来，让它永远留在庭审记录中。
几十年后，一些研究细菌战的学者似乎误解了他，将他在法庭上“拒绝”提出新证据的一幕，视为美国与石井四郎幕后交易的一个注脚。
研究萨顿多年的杨夏鸣不同意这种观点。也许，关于那次庭审的更多细节，就藏在尚未被完全解读的萨顿日记里。
让更多人看见历史的铁证
泛黄的日记内页，萨顿的笔迹密密麻麻。
1946年5月31日，萨顿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一次，留给他的时间只有短短10天，任务却至关重要——不仅要继续调查取证，还要寻找最关键、最合适的证人，护送他们前往东京法庭。
时间紧迫到近乎苛刻。见证南京大屠杀的费吴生，当时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河南开封忙着应对黄河水灾，那里没有无线电和电报，要联系上他至少得一周。萨顿等不起，他直接请美国陆军派了一架飞机去接。
十几个证人接到上海，食宿又成了问题。国民政府没有这笔预算，萨顿于是自掏腰包，垫付26万多元，把美国证人和许传音博士安顿在美军宿舍，其他中国证人则住进上海旅馆。他在给基南的报告中写得直白：“我们不得不在这样做（支付他们费用）和没有这些证人出庭作证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得到这些证人。”
按照正常程序，证人的护照和签证根本来不及办。最后，萨顿的同事求助马歇尔将军的助手，为所有人办理了特别邀请令。
他还找到国民政府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希望他为卢沟桥事变作证。秦德纯公务繁忙，迟迟没有答复。萨顿就去找他的上级、参谋总长陈诚，请他批准放人。6月11日，就在萨顿即将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刻，批准终于下来了。一架C-47运输机把秦德纯和他的助手从南京接到了上海。
对于那些不必要的证人，萨顿的态度很干脆。南京市市长曾试图把一位副市长塞进证人名单，暗示不答应就不给出护照。萨顿婉言谢绝：“我们认为韩先生（副市长）不是一个重要的证人……我们的决定是根据中国的最大利益而做出的，我们挑选的某些证人身上有日本子弹和刺刀的伤疤。”
6月12日上午，萨顿带着15名证人飞离上海。队伍中有费吴生、贝茨博士、许传音博士等见证者，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福宝、尚德义、伍长德、梁廷芳等。那位用摄影机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动态影像的约翰·马吉牧师，后来也经萨顿安排，从美国赶到了东京。
这些证人后来在关于南京暴行的庭审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法庭花了将近三个星期，专门听取他们的口头证言，接受了100多件书面证词及有关文件。
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一直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他的辩护律师在庭上宣读了一份荒唐的辩护词：把责任推给中国士兵的“抵抗”，甚至抛出了荒谬绝伦的“兄弟论”——“我总是坚信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是所谓‘亚洲家庭’兄弟间的争吵……这就像是兄长在长时间忍耐后痛打其年轻而又桀骜不驯的弟弟一样。”但在十名关键证人和“一尺多高”的证据前，百般抵赖的松井石根最终无话可说，被判处绞刑。
高文彬记得，审判南京大屠杀时，旁听的人特别多。起初很多日本人都抱着怀疑态度来听，但审判退庭时，他们的态度变了。“我正巧碰到旁听的日本人离开，女的看到我们中国人都低着头，不敢正视我们。为什么？她们觉得羞愧！”
那些铁证，不仅钉死了战犯的罪责，也让被军国主义蒙蔽的日本普通民众，第一次看见了战争的真相。
审判结束后，高文彬乘船回国，带回了满满两大箱、整整两套庭审记录。他把一套送给了母校东吴法学院，一套由向哲濬带到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可没过多久，国民党败退，司法部那套不知去向，后来，东吴法学院被拆散，另一套也下落不明。晚年的高文彬写道：“当年我花了好多心血整理这套资料……它的丢失是我最大的遗憾。”
这一遗憾，让研究东京审判的国内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远赴美国、日本查档。直到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了完整的5万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如今，萨顿档案的归来，填补了另一块至关重要的拼图。它不像庭审记录那样，是冷冰冰的官方文件，而是一个检察官的工作笔记和私人遗物——冷峻、克制，时不时闪现出个人的温度。
在萨顿日记里，邹德怀读到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3月17日，上海大都会饭店，梅汝璈、向哲濬设宴招待萨顿一行。萨顿记下了那顿饭的账单：221400元。“这从侧面反映出战后的通货膨胀。”邹德怀说。
4月7日，“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曾在此使用机枪处决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工厂建筑亦已被彻底焚毁……”
5月3日，开庭第一天，萨顿写下：“被告席上的人显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败者。”他还记下了大川周明猛打东条英机的闹剧：“被告之一大川周明突然脱下衬衣，做出一系列古怪举动，似乎意图吸引所有人注意。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竟当众挥手打了前首相东条英机的头部，法庭一时哗然……”这个疑似装疯的甲级战犯，最终用这种方式逃过了审判。
6月17日，在东京，萨顿见到了寻觅许久的马吉牧师，两人彻夜长谈好几天。马吉牧师讲了他在南京期间的各种见闻，还给萨顿看了一首诗歌《高高飞翔》。诗的作者是马吉牧师的儿子，他是一名牺牲在二战中的飞行员。1941年，年轻的飞行员在英国上空驾驶战机抗击纳粹时，写下了这首诗。
这些偶尔流露的个人情感和细碎的历史褶皱，在邹德怀眼中弥足珍贵。他曾向剑桥大学历史教授顾若鹏分享这些日记，这位长期关注中国对日战犯审判历史的学者很惊讶，“萨顿检察官的日记极为重要且从未出现过”。
再过几天，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的日子。邹德怀将把这批史料正式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他十年收藏生涯中花费最多的一组藏品，也是他的第一次捐赠。
他告诉记者，收藏从来不是为了把藏品锁进保险柜，而是希望通过出版、展览、短视频等方式，将这些故事分享给社会大众。近两年，从旧金山的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到昆明抗战胜利纪念堂，从香港大会堂到德国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图书馆，他几乎凭一己之力，策划了8场展览。而在短视频平台，他分享的历史影像背后的故事，已经吸引了百万粉丝。
这一次，邹德怀选择捐赠，同样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这份历史的铁证，“我正在写一本以萨顿为主角的书，以他留下的日记和档案为主线。纪念馆策划的展览中也将专门展出这批史料。”
本文参考了珍妮·吉耶曼《隐匿的暴行》，杨夏鸣《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调查取证——以日军南京暴行为中心》等。图片均由邹德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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