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配资寻找古滇国

宋娜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进行清理发掘工作。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滇王之印”。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滇国相印”“滇王相印”封泥。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益州瓦当。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滇池以亭行)。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春时不和……”简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云南省考古工作人员在发现滇文化的道路上矢志不渝，几代人接续奋斗。

石寨山—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惊喜不断，从“滇王之印”金印到“滇国相印”封泥，从青铜器到瓦当、简牍，纸上地下，司马迁笔下的古滇国和益州郡揭开面纱，刻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轨迹。

“滇王之印”实证文献记载

1956年11月的一天，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坑进行发掘的云南省考古工作人员，突然发出一阵欢呼。一枚金质印章混杂在漆棺底部残片中，显得格外耀眼，“滇王之印”4个典型汉篆清晰地映入考古队员眼中。

多年以后，这一天发生的事仍留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人们甚至清楚地记得，当时主持发掘工作的孙太初先生让人买了两条大鲤鱼，晚上大家吃了一顿鲤鱼“庆功宴”。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击灭与古滇“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兵临滇国。滇王被汉朝的强盛所震慑，举国降。司马迁这样写道：“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并“请置吏入朝”。汉武帝遂在滇国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滇王依旧掌管此地，“复长其民”。这是汉朝中央对云南羁縻统治的开始。

随着“滇王之印”这枚小小印章的出土，历来只见于典籍中的滇国、滇王生动起来。纸上地下，“滇王之印”可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滇”的记载为信史，石寨山也被认定为“滇王及其亲族的墓地”。

滇王之印通高2.7厘米、边长2.4厘米，纯金打制，重约90克；四个汉篆印文阴刻，钮和印之间有焊接痕迹，笔画拐弯处有錾刻痕，印身四边完整无损。

“滇王之印”背面是一条刻有鳞纹、身体盘曲的蟠蛇。蟠蛇蛇头昂起，目光炯炯，似乎在宣示着墓主人一代滇王的无上权威，又似乎刚刚从一场漫长的冬眠中惊醒，警惕地打量着这个世界。

印钮用蟠蛇，和古滇人崇蛇、祭蛇的文化有关，蕴含着边疆地区的独特文化表达。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符号，在古滇时期青铜器中较为常见。石寨山1号墓出土的西汉杀人祭柱场面铜贮贝器，表柱上盘绕着两条威武的巨蛇；12号墓出土的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表柱上同样雕有正在张口吞食人的巨蛇场面。江川李家山墓出土的剽牛祭祀铜扣饰，下方二蛇盘绕，一条蛇咬住缚牛的绳子，另一条蛇头上落有一蛙。

蛇以多种形式出现在滇中的出土文物中，蛇形镂空器、鸟衔蛇杖头铜饰、蛇柄铜剑、蛇形剑鞘、蛇铜戈等。古滇人对蛇由畏生敬，在不同的器物和场景中，蛇体现出不同的含义，它是神力的象征，是沟通天地的圣物，蕴含着古滇人万物有灵的信仰和寄托。

根据学者们对出土汉印的研究，“滇王之印”的形制符合《汉旧仪》秩官钮制。其印文中不见“汉”“归义”字样，既符合内臣列侯印章的规格、印文由“印”字组合，又略去外臣印章规格中的“汉”字，表明滇王是汉内臣。

这枚寸许见方的金印，为揭开古滇国面纱提供了重要考古实证，是目前所知云南隶属于汉朝中央的最早证明。

“滇王之印”的出土，可以确定石寨山6号墓是一代滇王的墓地。又因“滇王之印”随葬，人们一度推断6号墓所葬的可能就是末代滇王。不过，这一论断很快被河泊所遗址出土的“滇王相印”等封泥推翻。人们从“滇王之印”的“王”字三横上密下疏，而封泥“滇王相印”的“王”字三横均分，结合汉字的书写演变轨迹，推断出“滇王相印”应晚于“滇王之印”，说明“滇王之印”随葬后，仍有另一代滇王在世。这样一来，6号墓埋葬的未必是末代滇王。文物中的小细节，为历史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方向。

2000多年前，一代滇王带着生前的荣华在这里入梦，“滇王之印”和众多象征地位和财富的青铜器一同折叠进历史的深处。如今的石寨山遗址已经回填，沿着栈道登顶向西眺望，滇池、西山一览无余。旁边的6号墓青草丛生，看起来平平无奇。

揭秘河泊所遗址“一址双城”身份

石寨山遗址往西南700多米，是滇池南岸昆明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宁静的村庄和这片种满经济作物的红土地，埋藏着益州郡郡治和古滇国都邑“一址双城”的治理秘密。

河泊所遗址早在1958年就已发现，因主要发现古螺丝壳堆叠，一度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半个世纪后的201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该遗址重新调勘发掘，探寻滇文化的聚落和可能存在的都城。

这是一个艰苦曲折的历程。幸运的是，考古人员在遗址东部上蒜镇一小附近的探方中，陆续发现了城墙、建筑、瓦当、封泥和简牍等遗存。

在遗址的核心区南部，考古人员探测到汉代到魏晋时期连续叠压的城墙。城墙北面有一条由绳纹瓦片、碎螺壳和小石子多层铺设的道路，路面宽处达12米，窄处有4米，路两侧的排水路沟清晰可见。土层中间有散落的螺栓、盖弓帽、铜箭镞等车马器及兵器——或许是废弃后被用作了筑路材料，车辙印清晰可辨。这条东西向主干道连接城内外，经多次铺垫而成，可以想见这里一度车水马龙。

道路北侧的高台建筑基址面积达1400余平方米，上下两层黄土层中夹裹着螺壳层。螺壳尾部被敲碎，说明螺肉已被食用，螺壳既能加固墙面，又能渗水防潮，这是古滇人就地取材的筑造智慧。

柱础石与密集的柱洞等，勾勒出高台建筑的轮廓，遗址内出土的多件瓦当，印证这里是高等级官署所在地。带有“益州”“长乐”字样的瓦当让考古人员大为惊喜，为最终确认河泊所遗址即为汉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地提供了关键实证。另有一件瓦当标明“永元三年官当”，印证了此地建筑的官署性质。永元三年即公元91年，这一年，一批官窑瓦当嵌入益州郡的建筑中，也嵌入了历史。

最令人震撼的是，在靠近河泊所遗址发掘区的河道、灰坑和水井中，陆续出土了2300余枚官方封泥和5万多片简牍，其中有字简牍达1.5万多片。封泥和部分简牍有焚烧痕迹，封泥经焚烧后陶化，简牍长期处于饱水状态，这也使得它们得以保存下来。

封泥主要是用泥团施印封缄简牍以防私拆，盛行于秦汉，至魏晋纸兴而逐渐退出历史。最让人惊喜的莫过于“滇国相印”“滇王相印”封泥的发现，这表明汉王朝在古滇国故地设益州郡时，保留“滇国”“滇王”称号，还任命“滇相”辅助治理。“益州太守章”“益州刺史”等封泥的发现，又进一步说明汉王朝在此地“因俗而治”，体现了汉王朝在边疆地区实行羁縻治理的政治智慧。

简牍也透露出极为丰富的信息。纪年简牍中，可辨识的年号从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时间跨度近300年。1.5万多片有字简牍中，有文告、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书信、典籍等，内容涉及职官、赋役、司法、交通、邮传等，成为研究汉代边疆政区建制、职官制度等问题的重要史料。

值得一提的是，汉朝在“益州郡”建立了邮传制度。有件文书的封检题写着“滇池以亭行”。相关研究表明，这是秦汉时期封检题署的常见格式，“滇池”指文书发送目的地为“滇池县”，“以亭行”指按亭传递(大致十里设一亭)。还有一件文书的封检题写“益州太守府以邮行”，指文书发送目的地为益州太守府，通邮方式是较为紧急和长途的传递方式“以邮行”。

伴随着中央王朝制度而来的，还有文化思想。写着“季氏旅于”和“能救与对曰不”的残简，与《论语·八佾》的内容相吻合。专家认为，简牍虽然信息量不多，但意义重大，表明儒家经典已在这里传播。

简牍中有一封信颇为珍贵，充满温度，折射出古人间的情谊。“春时不和，愿强进酒食，近衣，慎察左右”，这是富紃写给青、平、子林、文先等人的信，开头告知友人，“春天来到，天气忽冷忽热，希望你们勉力多加餐饭、多饮米酒……”这封信的款式、用语与湖南里耶秦简和西北汉简中的书信有相似之处，虽然琐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关切。

正如专家所说，河泊所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西汉中央王朝在云南实施了较为灵活的双重政治架构和柔性羁縻治理策略，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一个缩影。

封泥沉默，简牍不言，却互为表里，共同诉说着古滇国都邑和益州郡郡治的“一址双城”故事，刻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演进轨迹。

拼出古滇国和益州郡的轮廓

石寨山遗址位于昆明晋宁，这里曾是滇池盆地东南岸最肥沃的湖滨冲积平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滇国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是个富庶之地。《史记》载，滇国虽小，但很受汉武帝重视，所谓“滇小邑，最宠焉”。这一方面有使者“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引起天子注意之故，另一方面也融合着汉武帝经略西南的政治智慧。

随着历史的推进，滇王黯然退场，滇人或迁徙或融入其他部族，档案也渐渐散佚。那些建造在滇池沿岸台地上的都城因滇池水位升高，也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试想一个场景，当年，档案小吏负责处理滇国和益州郡这批“过期”的官方档案。他选择了城内的坑窖和水井。一捆捆木简扑簌簌投入水中；又一捆捆木简投入燃烧的灰坑，发出毕毕剥剥的声音。

2025年，我曾几次来到晋宁石寨山—河泊所遗址，在历史的灰坑和河道中寻找远去的古滇国。感谢当年多少有些潦草敷衍的档案小吏，多少年后，人们才有机会发现这些深埋地下的简牍封泥残片。古滇国和益州郡由此拼出轮廓，那些在时间的褶皱中隐没的历史，逐渐呈现。

从河泊所遗址向北望去，石寨山墓地青草茂盛，那里安睡着一代代滇王和他的臣属。滇池南岸不远处的牛恋小渔村，赶上夏天的话，成片的紫色马鞭草会迎风摇摆。这时候，如果透过咖啡馆的玻璃窗远眺，恰好会看到夕阳下的滇池和西山群峰，沉静而壮美。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版配图除署名外均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